李弘祺
引言
大約三十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名為什麽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10個年代，這是一個有趣而且值得不斷思考的問題。相同地，如果我們問：過去的一百年中，有那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那麽我想很多人會回答說：1945年。是的，這個也是我的選擇。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和德國瓜分世界的大夢戛然而止，人類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二次大戰結束到今年，正好滿了八十年。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應該學到了一些教訓。
在英文世界裡，朱特（東尼．賈德，Tony Judt，1948-2010）的《戰後歐洲六十年》被尊崇為非常出色的解釋。對過去這八十年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們可以讀它。不過這本書處理的主要是戰後的歐洲，所以對於東亞國家的發展著墨很少。我現在想要從政治及社會思想史的觀點來發行一下這八十年來的東亞歷史：戰後世界如何面對獨裁和法西斯政治的餘毒。
二次大戰的遺毒：獨裁政府和後起的共產思想
我生在1945年三月的台灣，算是日本殖民地接近失敗的最後一批次等國民。我出生前後，父親已經被叫去參加主管宗教事務的單位所主辦的「全台灣基督教傳教師鍊成會」。這個是典型的帝國主義下以神道教（等於是日本的國教）來管制各宗教的活動。這樣的管制政策在獨裁國家的實施是明目張膽的。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和天皇體制下的日本，發展得如醉如癡，是近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歷史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在這麽一個獨裁思想的威脅下結束了。戰後大部分知識人所揮之不去的慘痛記憶：獨裁體制對人民思想的全方位控制。從日本本國到東亞、沿海各地的中國、台灣、以及整個東南亞、乃至於整個歐洲，法西斯專制幾乎成了普世的政治學的價值。甚至於羅斯福治下的美國都是如此。
1945年五月到八月之間，這種桎梏國家社會發展的想法瞬間崩壞。之後的大約20年間，人們開始努力反省納粹思想及天皇體制的失敗。納粹思想固然被德國人全面揚棄，但是它所根據的獨裁手法仍然對某部分人有一定的吸引力。這些戰後遺留下來的德義日的威權及獨裁政治界定了這一段時期的世界思想。
下面就這一個發展做一些站在東亞立場的分析和討論。
1945年的中國贏了一場非常悲慘的勝利。本來領導中國的蔣介石國民黨在對日宣戰以前曾經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他的《中國之命運》（1943）更被郭汝瑰 （1889-1952）説是希特勒《我的奮鬥》的中國版。但是這本書反映了當時法西斯主義開始衰落的先聲，蔣介石為了要對付日益壯大的毛澤東，只好推出《中國之命運》。但是這本書的觀點帶有濃厚的希特勒色彩，使得他無法受到在西方知識界的支持。
最為弔詭的是1949年毛澤東打敗蔣介石之後，他突然一下子就轉頭，對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說「別了，司徒雷登先生」而倒向蘇聯。歷來對毛澤東這麽一個轉向有很多不同的解釋。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代表的是簡單的反共角度，説這個都是因為蘇俄支持了中國的共產革命，所以毛澤東不能不聽命於莫斯科。但是在美國，主流的解釋卻相反，認為史達林是支持蔣介石的民族主義策略，並沒有支持毛澤東。
為什麽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和政府控制的困惱
這樣的解釋影響的不只是美國對中共的政策，更使得在戰後批判法西斯獨裁制度的思想界變成以共產主義作為一個出路。這一段時間雖然有很多思想家（例如頗柏Karl Popper，1902-1994，或海耶克，1899-1992）認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化身，把權力集中在政府的手上，因此與戰前日本德國（以及義大利）的法西斯專制集權的制度和思想並無二致，必須全力反對及消滅。
頗柏和海耶克的影響力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西歐及美國的思想很快被社會主義所傾倒。社會主義這個觀念乃是一種緩和的馬克思主義。在共產革命開始席捲東歐及俄國的時代，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提出漸進式的社會改革，以創造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世界。戰後的50年代，歐美思想家開始朝這種漸進式的共產主義，並在政治上透過組黨的方式，推動所謂的「社會主義」。
蓋彼德（Peter Gay）在1952年出版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矛盾：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挑戰》反映了戰後苦悶的年代中，一個猶太知識人透過研究另外一個偉大的猶太思想家來鋪陳一個不算是法西斯，不算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而這個人也是猶太人。蓋彼德把伯恩斯坦推出在時代思潮的前臺，因為他像戰後苦悶的知識人一樣，希望在共產主義中尋覓創造理想世界的大道。
在東亞，無條件投降的日本，雖然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控制下，接受美國式的自由憲法，但是日本帝國已經完結，她在東亞的影響差不多已經完全消失，用一句話來説，在戰後的十餘年間，日本必須在美國的指導下，細心反思她在新世界裡面的角色。日本思想界這個内省的過程以及自由主義的影響使得她得以免去共產思想的繼續茁壯。影響所及，韓國和台灣關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同的討論也都乏如。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1950年代，共產主義和共產世界的理想似乎被不少人想象為創造一個新的、平等社會的可靠途徑，而它的進場可以是緩慢的，漸進的，演化的，不透過革命，來達成的。英國的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1918-1977）擁抱的就是這樣的想法。他不只寫作有關社會主義的論文和書籍（《社會主義的未來》， 1956），並且參與政治活動，先後出任與經濟、教育及外交的職務。在教育政策方面，他大力擴建官辦學校，並實施免試入學。減輕入學的競爭可以説是他對英國（乃至於戰後的歐洲）國民教育的重要貢獻。當今的英國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學生讀的是公開入學的所謂「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s）。
對美國人來説，從建國之後不久，美國人就立法或至少認為地方政府有擔負教育的責任。因此可以説美國本來就與二戰之後才引入社會主義教育的英國是相似的。進一步說，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最常引發爭議的固然是經費問題，但是教育的内容才是中心的問題，特別是宗教教育。相同地，法國的初等及二等教育從拿破崙的時代開始就大多由地方政府擔負經費。
就這一點來説，它與美國制度非常相似，但是在法國，教育内容的爭論比美國更為激烈。許多所謂的私立學校，也沒有獨立編訂課程的自由，就這一點來説，法國中小學教育的多元性顯然少過英美兩國。總之，近代西方教育的成形是18世紀啓蒙及革命的產物：宗教教育被國民教育所取代，但是到了二戰以後，如何由政府預算來辦理教育，而不受政府的過分控制，這個理想成為戰勝國的苦惱問題。
可以這麽説：德日義戰敗了，他們的教育自然必須重新鑄造，而戰勝國的教育制度所應該受到政府控制的程度也變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共產蘇聯和中國的興起，使得全世界主要的國家都被逼要面對共產主義的挑戰。在這樣的挑戰之下，獨裁政治是否可以接受？部分思想家贊成接受共產思想：在絕對平等（共產）的條件之下，政府的干預很難避免，卻擔心政府的力量最好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節制。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因此容許了一定程度的「柔性」運作：社會主義就這麽興起了。英美法等國的教育正好反映這樣的躊躇和反思。
對中國革命的幻想與誤解
上面已經指出歐美的知識人想從共產主義的思想中找到可以建造新的世界的基礎。但是從啓蒙時代已經開始的近代民主制度和理性科學讓許多英美的知識人對馬克思想中的計劃經濟很誠心地希望加以約束。對政府力量的過分擴張也產生嚴肅的思考。我們可以説這樣的反省並不因為史達林體制下計劃經濟的殘酷和政治的整肅而完全成功，中國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1957-1961）和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卻被善意地瞭解為革命的必經途徑。中國共產主義是建築在「鄉村包圍城市」的農業經濟上面，和蘇聯的拖拉機集體農場的宇宙觀是相異的，所以1958年之後，中蘇分道揚鑣，這就「證明」了中國共產革命的優勝，以及蘇聯修正主義的謬誤。1968年，由法國學生發起的「革命」就是對中國和西方近代革命理想的莫名其妙的嚮往。
我記得1969年我初到美國讀書，最讓我感到新奇的就是在耶魯大學辦公大樓前面，成群學生在那裡擺賣毛澤東選集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海報。學生們顯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用武力來打倒傳統（不只是逐步改革）是民主制度要成功的途徑。我記得教我歷史哲學（“Historiography”）的蓋彼得，在上課的時候也往往吐露出他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憧憬，以及他對傳統西方歷史及政治理想的批評。他早期寫的《傑出學術的淪喪：殖民地的清教徒歷史家》（1966），以及隨後的《啓蒙運動》上下卷，隨後的《魏瑪文化》，乃至於他晚年對維多利亞英國文明的解釋都充滿了對傳統歷史解釋的批判信念。
定性社會主義，揚棄文革，及回歸自由民主的價值
當時影響一整個時代學生的歷史學家們有如霍布斯邦 （Eric Hobsbaum，1917-2012），湯普蓀（E. P. Tompson，1924-1993）， 或希爾（Christopher Hill，1912-3003）等人；幾乎個個都是馬克思歷史學家。（很多是英國人，是不是因為對英國人最驕傲的工業革命有一種曖昧的同情？）可見到了1970年代，許多有名望的知識人對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依然有相當的憧憬。
但是總地來説，計劃經濟和政府的干預畢竟讓人們擔心，而社會主義所支持的公平社會開始刺激他們對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重估。然而，在倫敦的小公寓房間靠著吃麵包配白水，天天在大英圖書館（原屬大英博物館，現已正式獨立）看書和思考的馬克思，畢竟對一般容易被迷惘的知識人有相當的吸引力：馬克思對現實世界的批判，對平等社會的描述，以及年輕馬克思對自由（道德的完整實踐才可以達成真正的自由）的説辭。
於是從1970年代中期之後，嚴肅的思想家們開始嘗試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大力批判，並企圖用自由主義世界觀來與共產主義格義。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或法國人阿隆（Ramond Aron，1905-1983） 是重要的代表。前者對馬克思的自由觀念和歷史思想有廣泛的批判。他在有名的《自由的兩種意義》（1958）中，指出馬克思所提倡的解放（或説自由）其實是一種「積極的自由」，是一種宗教，是對自我的否定，讓道德淹沒自我的意志。
阿隆寫了一本有名的書，批評馬克思主義是知識人的「鴉片」，書名為《知識人的鴉片》（1955）。這是戰後法國最有名檢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的書。阿隆的「鴉片」論乃是對馬克思的「宗教是一種鴉片」的説法莫大的反諷。
歐洲知識人的深思常常是建築在哲學式的嚴謹探討之上。相對之下，美國知識人對共產主義的政治哲學則多與社會行動的實踐牽扯在一起。大約在法國學生革命的同時，由著名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所號召的黑人民權運動，定義了美國社會及政治思想的發展路線，並以種族平等的訴求為思考的核心，從而發展出一種全面性的新革命。
雖然「革命」兩字已經鮮少被用來描述這數十年的探索，但是幾乎所有的「傳統」思想都遇到了無止無休的批判；批判的中心是追求絕對的平等，以為它的重要性更甚於安定，而自由更甚於法治。數十年來，從種族的平等，婦女的解放，文化的戰爭，乃至於近年來的LGBTQ+（Lesbian,Gay,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女性同性戀，男性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莫名人之戀，以及其他），多是務求語言高奇，行為徹底解放，放棄一切傳統及法制的約束，以達到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一切開放的進步社會。好高騖遠是他們的行動綱領，虛僞的自由是他們的大旗。但是這樣的符號的内部卻隱含著一種對虛無的無政府狀態的允許。
作為世界上經濟最富裕，武力最雄厚的美國，戰後對人類思想的影響無遠弗屆。從三十年代憧憬共產主義及法西斯出發，進而變成馬克思式的全面性批判，開展成近乎接受無政府主義的告白、乃至於認同全面的相對主義思潮。這裡先從戰前的嚴肅進步思想人物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892-1971）談起。他在戰前本來接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不平等）的批判，但是戰後他開始批評共產主義太過理想化，批評它近於幻想，呼籲西方人必須採取現實主義的世界觀。
戰後領風騷的應該從鄂蘭（Hanna Arendt，1908-1975）説起。鄂蘭是一個猶太難民，受到了大屠殺（Holocaust）的苦難，但是在她的著作中竟然有時候會偶爾顯出對絕對價值的困惑。一方面她對專制制度深惡痛絕，但是另一方面她對於基督教（特別是聖奧古斯丁）的「愛」又有一定的嚮往，自己對於猶太人的認同不免放在多元世界的脈絡裡面來認知，這就使得她對任何强烈的意識形態（ideology）感到反感。這種開放而寬容的態度反映了從相信共產思想逐漸走出來的暫時性的迷惘。
到了越戰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像杭士基（Noam Chomsky，1928-）這樣的新公共知識人。杭士基不能説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批判傳統思想的態度非常令人着迷，特別是年輕的學生。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不是當前世界的選項。他是真的無不反對，充滿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這是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所遭遇到的近乎死刑的判決。
但是接近於無政府主義的杭士基所引領的世紀末的反省終於造成蘇聯的崩潰和中國鄧小平的追尋開放改革。共產主義不再吸引人，而社會主義也逐漸與國家的干預與統制脫鈎。福山（Francis Rukuyama）的「歷史結束」使用的是黑格爾的用語，可見西方傳統哲學已經回來提供新理念所需要的靈感。到了世紀末，嚴格的思想家像泰勒（Charles Taylor，1931-）、納蕬寶瑪（Martha Nussbaum，1947-），或者品克（Stephen Pinker，1954-）等人都提出對啓蒙時代以降的價值觀念（理性、自由、民主、平等）的懷念，鼓吹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我們或許可以說他們擁抱的是保守主義，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作品代表了美國思想文化的再一次自由解放。一時間，許多人都被説服說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已經完全打敗了共產主義。
結論
美國作為當代世界文明的執牛耳者，他的動見觀瞻，處處影響時局的變化。但是，2020年左右，美國的進步分子全盤改變世界的信心開始顯露出回光返照的嘆息；許多中國人覺得美國已經衰落、甚至於崩裂。甚至於相信偉大的民族復興將實現强國的中國夢。但是美國是不是真的已經走上衰敗的不歸路？這是全世界過去八十年的探索、反思、和文化戰爭的結果。我衷心相信我們應該可以從獨裁、政府的桎梏、和道德的相對性解放出來，用更進一步對真理的想象，而覓得「克服歷史」的金光大道。
寫於二戰結束80周年於美國華濱澤瀑布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本文原登於思想坦克 202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