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2025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一名來自中國的畢業生蔣雨蓉代表全體學生發表題為〈我們的人性〉的致詞。她在演講中呼籲同理心、尊重差異與跨文化理解，並以自己曾在蒙古實習、與34國同學共學的經驗為例，強調全球合作與人性關懷的重要。這場演講語言動人，充滿自由主義語彙與國際主義理想，初看之下，似乎代表了哈佛「Veritas」（真理）精神的具體體現。
然而，在演講受到高度肯定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一波關於其背景、言行一致性與政治角色的強烈質疑。這場風波不僅在中國引發討論，也在台灣與美國掀起跨文化輿論的反思：在自由的言論場域中，我們應如何看待來自威權體制背景者的公共論述？當語言本身成為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哈佛倡導的「真理」與她口中的「人性」，究竟還能不能承受檢驗？
一場「進步語言」的高空跳水
蔣雨蓉的演說中，出現如「若有女子買不起衛生巾，便也是我的貧困」等充滿社會關懷的語句，一度獲得掌聲與讚賞。然而隨後的網路討論揭露，她的家庭與中共體制間可能的連結引發廣泛爭議。根據公開資訊，其父親曾與中國一個具官方背景的環保基金會有密切關係，而她本人在就讀哈佛之前，疑似獲得高層開立推薦信，進而引發「特權入學」的質疑聲浪。
尤其在中國網路空間中，許多聲音將她定位為「精緻特權階級」，藉由展演底層敘事來營造親民形象。這樣的落差，使她的進步語言反而成為諷刺——來自特權階層的代言人，卻扮演著為底層說話的角色，容易被視為「道德敘事的挪用者」，而非真正的行動者。
言行落差與CSSA爭議
最嚴重的指控並非來自她的家庭背景，而是其在校園公共事件中的具體行為。2024年4月，中國駐美大使應邀至哈佛演講期間，場外有包括台灣學生吳亭樺、西藏學生在內的抗議者，以和平方式表達對中國人權問題的不滿。然而，抗議行動遭部分中國留學生強力驅趕，甚至出現言語與肢體衝突。而根據抗議學生說法，蔣雨蓉正是當時在場「觀察、拍攝並向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回報」的學生之一。
若此事屬實，蔣雨蓉身為公開倡導「傾聽異己」與「彼此尊重」的畢業代表，卻參與壓制異議的行動，無疑對她所倡言的價值構成致命反差。更嚴重的是，CSSA在美國長期被質疑與中國大使館有密切聯繫，部分活動甚至涉及協助監控或施壓異議人士，與民主自由社會的基本價值存有根本衝突。
當「命運共同體」變成政治符號
值得注意的是，蔣的演說中屢次出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語彙，這些字眼雖然具有普世理想意涵，卻也是中國官方近年在國際場域強力推動的政治語言，具有特定意識形態色彩。在中美關係日益緊張、民主國家對中國學術滲透日益警覺的脈絡下，這種語言使用不再只是修辭選擇，而可能反映特定政治姿態。
哈佛近年也不乏爭議事件，例如學校接受中國資金、校內中國留學生與異議人士衝突頻仍等，使得「思想自由」的實踐成為現實挑戰。蔣雨蓉事件，無疑觸碰這層矛盾的核心。
語言的誠信與象徵政治的極限
面對爭議，蔣雨蓉僅以個人家庭變故（如「父母離異、自立奮鬥」）做為形象說明，卻未正面回應是否參與驅離異議者事件，使得公眾對其誠信產生更深疑慮。台灣立委王定宇與評論者胡采蘋皆直言，若真關懷人性，應勇於譴責中國在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權問題，而非選擇沉默或附和。
中國網友則借嚴復所言「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以極其尖銳的方式批評蔣的形象，視其為官話化、假道學的縮影。即便此等批評過於情緒化，但從中也可看出一種集體對虛假表述與權力共謀的不滿累積。
真理與人性的辯證課題
蔣雨蓉作為年輕學生，或許並未意識到自己在全球政治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這正說明了公共言說的嚴肅性。身處自由大學與民主國家，當我們談論「人性」與「傾聽異己」時，不只是語言的技巧或道德姿態，而是一種行動的實踐與風險的承擔。
哈佛的「Veritas」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需經歷辯論、質疑與自我揭露後的誠信建構。蔣雨蓉的事件提醒我們，當語言成為形象包裝的工具，而非信念與實踐的延伸，那麼不僅「人性」失去了意義，連「真理」也可能走向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