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五日，美國聯邦眾議院正式將〈Tribute to Li-Pei Wu（向吳澧培致敬）〉收入《Congressional Record（國會紀錄）》，肯定他長年在台美外交、民主運動與人權倡議上的努力。
對吳澧培而言，這是一份極不容易的榮耀。當他選擇放棄美國籍回台灣，台灣各社團在洛杉磯一千多人的惜別餐會上拿到這份表彰證書時，內心激動不已，也深深感受到多年努力終於被美國主流社會看見與肯定。
然而，若回顧吳澧培的一生，這份榮耀並非偶然。從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安永（Ernst & Young）推選他為一九九八年度企業家、獲全美投資公司協會選為「傑出企業家」，到受美國總統柯林頓邀請出席白宮經濟高峰會，再到美國國會以正式議事紀錄向他致敬，他所獲得的每一項肯定，都是數十年專業、誠信與理想累積的結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對他的評價。美國金融專業刊物曾將他列為美國最成功的銀行家，稱讚他「精通自己的企業，也真正了解自己的客戶」。在他的帶領下，萬通銀行（General Bank）不僅成功走出美國儲貸危機，更在競爭激烈的金融市場中屢創佳績。《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曾將萬通銀行列為全美國績效最優秀的銀行，肯定其在資產報酬率與經營效率上的卓越表現；《美國銀行家》雜誌（American Banker）也多次給予高度評價；《富比士》（Forbes）則連續多年將萬通銀行列入「全美二百家最佳企業」名單。
這些來自世界級專業媒體與金融機構的肯定，證明吳澧培並非因投身民主運動而被浪漫化的理想主義者；恰恰相反，他是先以卓越的專業能力贏得世界的尊敬，再把這份成功轉化為推動台灣民主、人權與青年培育的力量。
對一位來自台灣、曾因政治理想而流亡海外的人而言，這不只是一份榮譽，更是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生命見證。
吳澧培的人生，其實就是台灣近代史的一個縮影。
他的父親曾參與台灣文化協會，曾誤以為中國是祖國；然而，戰後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卻擊碎了這份幻想。他的哥哥因初三時參加讀書會，高一被當成共產黨人逮捕，遭判刑十二年；而他自己，也因參與《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相關工作，不得不遠走美國，從零開始，重新打造人生。
對許多人而言，流亡是一段被迫中斷的人生；但對吳澧培來說，流亡反而成為另一場更漫長、更艱難的修行。
在回憶錄《一個堅持和無數巧合的人生》中，他坦言自己始終把「台灣獨立建國」視為人生志業。即使遠在美國求學、工作，經濟能力有限，仍把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當成生活的一部分。留學期間，他利用撰寫論文時的打字工讀，協助整理、寄發《台灣青年》等刊物；工作後，在償還貸款、奉養父母之餘，依然固定將每月薪資的十分之一捐助台獨聯盟，支持海外民主運動。
他在書中更坦率地寫道：「銀行是副業，台獨才是主業。」這句話，並非否定他對金融專業的投入，而是說明在他的生命排序中，專業與財富只是工具，理想與國家才是目的。對他而言，經營企業、累積財富與建立國際人脈，最終都是為了替台灣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與國際支持。
他也曾以「思敏」為筆名，在台獨聯盟發行的《台灣青年》及《獨立台灣》雜誌發表文章，討論台灣前途。回顧那段歲月，他曾形容自己「一心以打倒國民黨為主要思考方向」，因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他相信唯有終結威權體制，台灣才能真正走向民主與自主。
一九八二年，因為OPEC的組織成立，油價高速上漲，讓美國經濟陷入大通膨與滯脹時代（stagflation）利息高達廿％，失業率十．八％。
他臨危受命接掌陷入困境的萬通銀行，擔任董事長兼總裁。他不是銀行創辦人，卻是帶領它浴火重生的改革者。
面對危機，他沒有依循美國主流銀行的舊思維，而是展現出卓越的戰略眼光：精準鎖定被忽視的亞裔移民與台商市場，建立美國與亞洲之間的金融橋樑；大量培養懂中文、懂台灣文化的專業人才，以信任感凝聚客戶與團隊；果斷清理不良資產，建立嚴格的風險控管與廉潔制度，使萬通銀行在金融風暴中重新站穩腳步，並逐步成為業界的領導銀行。
然而，讀完整本《一個堅持和無數巧合的人生》後，我最大的感受是：許多人最關注的是他後來推動海外台灣人運動與華府遊說，但真正支撐這一切的，卻是他數十年腳踏實地建立起來的專業能力與經營哲學。
他在萬通銀行建立的，不只是一套經營制度，更是一套價值信念：培養人才、公私分明、杜絕浪費、重視敬業精神、建立廉潔文化，並願意將企業成果回饋社會。這些看似只是企業管理原則，其實也是今天台灣最需要重建的社會價值。
更令人感動的是，他並沒有把這些理念留在銀行，而是投入培育下一代。
他創立美國福爾摩沙基金會（Formosa Foundation），推動 Ambassador Program（親善大使培訓計畫），廿多年來，每年從台灣、美國及加拿大甄選優秀青年，接受公共事務與國際外交訓練，並走進美國國會，與參、眾議員及其幕僚交流，向美國主流社會介紹台灣。廿多年來，已有數百位青年透過這個平台，成為台美關係與公共事務的重要種子。
此外，他更創立台美公民協會（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TACL），並不只是建立一個海外鄉親聯誼組織，而是希望打造一個培養公共參與精神與公民責任的社會平台。他曾在回憶錄中提到，「台美」這兩個字代表的是一種雙重認同──「台」象徵台灣是自己的根，「美」代表立足美國、認同民主價值，關心美國政治，也關心台灣未來。這不只是海外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更是一種對故鄉與居住國共同負責的公民精神。
他也敏銳觀察到，許多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台美人第二代，經常面臨「我是誰」的認同困境：在美國社會裡被視為亞洲人，在華人圈裡又常被模糊地歸類為中國人，甚至不少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在校園裡也常被直接視為中國學生。正因如此，他鼓勵年輕世代勇敢使用「Taiwanese」這個名字，自信地向世界介紹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讓台灣擁有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淹沒在更大的敘事之中。
除了深耕人才培育，吳澧培也相信，民主與人權不能只是口號，而必須透過行動來實踐。回憶錄記載，當台美社區遭遇歧視事件時，他經常與鄉親共同站出來，參與反歧視、反仇恨犯罪與捍衛亞裔權益的公共活動。他認為，台美人爭取自身尊嚴的同時，也應該與其他少數族群站在一起，支持公平、人權與法治等普世價值。因為唯有自己也成為美國民主社會積極的參與者，才能真正贏得主流社會的尊重；而當台美人為自由、人權與反歧視發聲時，也是在向世界證明，台灣所追求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存，更是與民主國家共同守護的價值。
因此，對吳澧培而言，創立台美公民協會與長年投入海外台灣人運動，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工作：一方面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與公共參與能力的下一代，另一方面則讓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人權理念與民主價值，能夠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扎根、成長，並持續向世界發聲。因為他深信，一個受到世界尊重的台灣，必須先有一群願意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說出「我是 Taiwanese」的人。
回憶錄中最令人動容的一段，是他談到自己如何運用多年建立的美國政界人脈，默默守護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時刻。林宅血案後，他請託美國友人及國會議員持續關心林義雄一家處境，並透過美國聯邦參議員法蘭克．穆考斯基（Frank Murkowski）等友台人士向台灣政府反映，希望林義雄能早日獲得自由。林義雄獲釋當天，穆考斯基更第一時間打電話通知他，讓他深受感動。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逝世後，美國政府派遣由聯邦參議員穆考斯基擔任團長的代表團來台弔唁。就在穆考斯基搭乘專機飛往台灣途中，他突然從機上打電話給吳澧培，劈頭便問：「我正在空軍二號上，在這個關鍵時刻，我能為你和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吳澧培立即把握機會，懇請他幫忙二件事。
第一，在公開場合，讚美台灣走向民主自由之路。向台灣高層清楚傳達美國立場，表明美國支持依《中華民國憲法》由副總統李登輝依法繼任總統，不支持任何非憲政方式改變政權。
第二，在與時任參謀總長郝柏村私下會面時，代為轉達重要訊息：美國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軍事干政，台灣必須依循憲政體制完成權力移轉。
後來，穆考斯基更親自告訴吳澧培，他在與郝柏村私下會面時，特別明確表示：「你最好想都不要想，絕對不要。」這段鮮少為外界所知的往事，不僅反映出海外台灣人多年深耕華府所建立的人脈與信任，更顯示民間外交在台灣民主化關鍵時刻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力。
很多人一生追求的，是讓自己的名字被世界記住；而吳澧培用一生追求的，卻是讓台灣的名字被世界看見。
他改革了一家瀕臨困境的銀行，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關心台灣的青年；他經營的不只是企業，更是人才與制度；他累積的不只是財富，更是世界對台灣民主的理解與支持。
今天，當台灣面對青年低薪、人才外流與世代焦慮時，我反而覺得，吳澧培留給台灣最重要的資產，不只是海外民主運動，也不只是華府遊說的故事，而是一套相信公平、重視人才、培養下一代，並願意把個人成就化為國家力量的經營哲學。
而這份精神，還有另一層更深刻的意義。回憶錄中，他多次提到，自己這一代或許無法親眼看見台灣建國理想完全實現，但只要能把火種留下，把人才培養起來，把國際友誼建立起來，未來就會有人接下這根棒子，繼續走下去。
半個世紀前，他因理想而被迫離開故鄉；半個世紀後，他的名字卻被永久留存在美國《Congressional Record》之中。這不只是對一位台灣人的致敬，更象徵一個在逆境中始終堅守自由、民主與公平價值的人，終究贏得了世界的尊敬。
或許，很多年後，人們未必還記得萬通銀行曾經創下什麼紀錄，但世界會記得，有一位來自台灣的流亡者，不僅讓一家瀕臨困境的銀行起死回生，更把自己一生建立的專業、財富與國際人脈，化為守護台灣民主、培養下一代人才的力量。
正因如此，美國國會向他致敬，不只是向一位成功的銀行家致敬，更是向一位用一生證明「個人的成功，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力量」的台灣人致敬。
回顧吳澧培的一生，最令人敬佩的或許不是他創造了多少財富，而是他始終知道財富要服務什麼。當許多人把事業視為人生目的時，他卻把事業當成實現理想的工具；當許多人累積資源是為了個人享受時，他卻願意長年捐出收入支持理念，並把一生建立的人脈、專業與成就，投入培養下一代、守護台灣民主。
我最近到桃園拜訪吳澧培。他已九十二歲，身體因年邁而需要接受治療，但精神依然矍鑠，談起台灣的未來仍然鬥志高昂。他始終相信，台灣人必須有建立自己國家的決心，不能只是停留在口號，而是要真正身體力行、全力以赴。他特別提到，以色列能夠在艱困環境中建國立國，靠的不是等待，而是全民共同承擔責任、願意為國家犧牲奉獻。
因為吳澧培真正留給台灣的，不只是一本回憶錄、一段海外奮鬥史，而是一個問題：當上一代人已經把路開到這裡，下一代台灣人，是否願意接下未完成的建國使命，繼續讓世界看見台灣？（完）
（台灣文學國家園區協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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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