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
明天又是父親節了。其實父親別世已經42年，許多記憶都已經逐漸淡去，但是有時候，還是不免會想到他生前的種種，尤其因爲他一生都奉獻給教會，所以每當有人談到台灣的教會事情，往往就不免會使我想起他一生的種種。雖然他像多數的台灣本省人一樣，所讀的中國書不是非常多，但是他對於中國學問還是有相當的基礎。特別是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更是如此，還寫過有關中國基督教史的小冊子，作爲他在神學院兼課的教材。他對於唐代宗教史也因此有深刻的知識。他的藏書裏就有佐伯好郎的《景教の研究》、全套四卷的《支那基督教史の研究》，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的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等很多有關中國基督教史及神學的書。
1969年他應邀要去沙撈越的華人神學院教書，而我就要出國留學，因此必須處理他的大批藏書，我那時還年輕，不知珍惜他辛苦儲蓄購買的精裝本的書，除了少數捐給台灣神學院之外，大多就任由舊書店以論斤兩的廢紙購買去了，於今想起，常常感到對他非常的不起。我想起來的書有如成套的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的全集（計六或七本），馬克思的《資本論》（德文Das Kapital）, 或者齊克果 (Kierkegaard)、托爾斯泰 (Tolstoy)、巴特 (Karl Barth) 等人著作的單行本。至於近代日本思想家或歷史家的書, 那就更多了。我會知道像福澤諭吉、西田幾多郎、内村鑒三、賀川豐彥、山室軍平、矢内原忠雄、市村瓚次郎等人的名字，以及非常粗淺的日本近代思想的知識大多是從這些書的封面上面得來的。當然，少數中國神學家的書，他也略有購置。不然我不會知道像賈保羅、趙紫宸這些已經完全被王明道、席勝魔、倪柝聲、李常受掩蓋過去的神學家的名字。我也記得父親曾經受林攀龍先生之托代爲推銷他那本難得的《人生隨筆》。
父親在日本讀書，但是就學術言之，主要是從西方（美國）教師們得來的，因爲學校是美國傳教士所創立（現在仍然存在），但是他在思想上受到的最大的影響毫無疑問地是來自内村鑒三所創立的無教會主義。他最常常談到的無非就是這些人，以及獻身服務窮人的賀川豐彥（在窮人區傳佈社會福音）和山室軍平（救世軍在日本的創始人）。所以父親的生活哲學一直帶有濃厚的身體力行，服務犧牲的信念。雖然他成年以後，由於物質環境的限制，而身體又長年受病患之苦，使他無法真正有系統地投身在社會服務上面，但是在我們家裏，他常常談到的不外就是作爲一個基督徒一定要不斷地反省他的社會理想，並努力批判社會的不平等。就像清教徒一樣，他的思想是一種深刻受責任感的驅使，而無時無刻感到對宇宙的創造主的虧欠、不斷地感到無法踐行的罪惡感。
我人生受到的最大的影響無非就是這種追求完美道德生活的壓力。生命中的每一刻對我們父子都有一種時不我與，以致會對不起上帝與人的巨大抱憾和無限愧疚，以至於常常覺得有必須向人家道歉，説明自己爲什麽無力做到完美的巨大壓力感。
我記得多年前曾經讀到田力克(Paul Tillich)對罪惡感（或乾脆說是“罪” sin）的討論，其中他對於基督教（新教）的説法常常在我心中迴旋，因爲在他的眼光中，人永遠無法克服心中的“non-being”，罪惡感就是生命中無止無休的自我反省和必須努力上進的壓力。其實田力克的説法本來就是基督新教（特別是馬丁路德）思想的根本。父親是學習新教神學的，所以一生都信守這種的想法。事實上，在家父的生涯裏，不夠孝順，不夠公平，拿不出錢來幫助他的兄弟，這些都是罪惡感的源頭和濫觴，只有上帝才能替他解決。所以即使像巴特（Karl Barth）那樣，基督教所説的 “罪” 不外是一種 “無”（das Nichtige），它卻是基督徒無止無休努力的動力來源。這也是爲什麽韋伯(Max Weber) 能在所謂的“新教倫理”裏面找到罪人卻能“知道”自己已經得救，而充滿自信的原因。
父親對於世俗的權勢和財富甚少置喙。雖然出身非常貧窮，但是他年輕時代的經歷使得他認爲需要的時候，上帝一定會差遣人來幫忙他。這個經驗毫無疑問的是一種“新教倫理”，而他也因爲與林獻堂先生過從，因此也從那裏得到了現實的啓發。關於父親和祖父兩代人與林先生的交往，以及他們所受到林先生的照顧的種種事情，父親在他的自傳（《一百年來，服務與事奉的生活》，1980初版，2009修訂再版）已經有詳細的敘述，後來由於林先生的日記（《灌園日記》）陸續由中央研究院出版，又有許多新的其它材料，我因此準備再一次整理他的自傳，收入上述其他新發現的資料在2028年出版增補第三版。
以上凌亂地交代他的學識的中心特色：以探索生命的意義爲追求完美的基礎，而他的學術生命是以神學和思想爲核心。
其次應該談到的第二點，這一點他在自傳中沒有仔細的討論。這就是他的孤獨。當他在日本讀神學的時候，同學們譏笑他是一個 “孤獨的齊克果”。這個綽號太好了。因爲他的確是一個不在乎孤獨，甚而是敢於追求孤獨的一個超越時代的學生。在神學院讀書，由於自己必須籌措學雜生活的費用，因此半工半讀，負責清潔五層大樓全部的窗戶。如此他當然沒有太多的社交生活，而且也就習以爲常。這樣的生命經驗影響了他的一生。我們家裏很少有朋友出入，更幾乎不會有一群人到家裏談論公務的是非或同事的敵我種種謠言；更沒有策劃分工，以謀求分贓利益的事情。這個當然影響了我的處世之道。總之，他是一個追求是非真理、疏忽人事關係的孤獨的個人。
我在成功大學讀電機時，因爲興趣不在那上面，就積極想要去重新參加大專聯考，改讀歷史。當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他時，我用了一個理由，說是因爲我如果能去臺大，這樣將來就會在事業上有各樣的朋友相互濟助。父親聽了之後，就以一種鄙夷的口氣說，如果你真的相信可以在歷史學方面做出比電機更真實的貢獻，或者覺得就是比較喜歡讀歷史，那就去準備參加聯考，但是如果你想的是將來可以靠別人幫忙你的事業，那麽我就告訴你：你對於人生的想象完全不正確。父親對倫理道德，是非曲直是絕對不妥協的，連對自己的兒子的教育一點也沒有二致。
他這一番話我一直沒有忘記。規劃一個人的生命，在父親的眼光中，就是堅持自己的理想，瞭解自己的興趣和長處，其他什麽同事師生、親戚故舊、等各種社會關係不應該是考量的因素，至少不應該是優先的因素。做任何事情，或決定應該用什麽人，能力或專長永遠是他第一個考慮。
説到這裏，我不免想起最近正在讀的一本書。這是二十世紀中葉的法國哲學家崴兒（Simone Weil） 所寫的《廢除所有政黨論》（On the Abolition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一個終日深思，想的都是宇宙人生的大問題的哲學家，卻又喜歡參與社會運動，打抱不平的她當然會覺得政黨政治非常不耐，而且使人常常要捐棄是非的原則，犧牲自己的信念，無法活出完美的道德理想。最後，崴兒終於在天主教裏找到她安身立命的歸宿（她本人是猶太人）。生前的作品雖然已經受到廣汎的注意，但是她的生命卻是在帶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天主教信仰中才獲得完全的解脫和滿足。言及於此，不禁想到中國文化中的“黨”這個字。按照孔子的想法，“君子群而不黨”，所以黨並不是正面的社會組織，更不是理想的政治活動方式。即使東漢時，雖然漢桓帝禁錮所謂的“黨人”被説是不對，但是黨人指的是弄權的宦官，所以黨還是負面的東西。到了宋代，歐陽修（以及蘇轍）替“黨”翻案，但是組成黨來影響政治畢竟還是不爲人們所認可。民國以後，因爲翻譯英文的party 為黨，因此開始給它正面的意義。孫中山特別如此，而提倡所謂的政黨政治。然而，當前台灣的許多所謂的黨，看它們的運作，我深深覺得崴兒的反省文字其實含有深刻的至理。
總之，對於家父來説，是非是安排一己生命的基本標準，其他像什麽人情、道義、這些世俗的處世之道看似有理，但如果不符合真理或人生理想的規範，那麽父親從來不會去考慮它們。
第三點是關於對是非和真理的堅持，作爲一個研究神學的人來説，什麽是真理這個問題他當然是非常謹慎的。這裏因此必須略略探探他的神學思想。基督教《聖經》當然是他信仰的核心。但是就是對《聖經》，他也不輕易接受它的字面意義。這是因爲他傳承的是從理性時代（或説啓蒙時代）發展出來的思想。這個思想最大的特色當然就是理性，理性思想又是建基於嚴肅的批判精神。然而，批判性卻是許多當代保守的基要派基督徒最厭惡的態度。如何在兩者之間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這個一直是父親很大的難題。1960-61年間，他在紐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進修，有機會聼二十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思想家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的課。毫無疑問的，尼布爾是被很多基要神學家激烈批評的對象。其實協和神學院一直都是所謂的 “新派” 神學的中心，是許多靈恩派很難接受的培養神職人員的地方。1930年代在福建及台灣地方引發很大的宗教熱誠的宋尚節就曾經在這裏讀書，結果與神學教授發生激烈衝突，被指是發了神經病，中途輟學回國。誰知道他囘了中國之後，卻變成了一個靈恩派的傳教人。這是家父熟知的故事，也因此使得他不時感到有種種論斷上的困惑。他至少曾經兩次對我説：作爲一個嚴肅的基督徒，他必須在思想上採取開放進步的批判態度，但是在道德行爲上，則應該相對保守。相信這是他處理近代神學以及一般思想（特別是倫理道德思想）的基本態度。他在世的時候，家中每一天晚上都有佳人自己的家庭禮拜。有是因爲很忙，難面無法全家人都聚在一起，但是他總記得盡量至少由他帶領在家的人做一次禱告。我想這就是他對所謂保守的基督徒生活實踐的表現吧！
他的批判態度在當時的氣氛（思想的以及政治的）之下很難有系統開展的機會，物質條件也限制了安靜思考的可能。因此從他當時的文字或書信裏，難得看到有系統的發揮。不過對所有的説法一定要從批判性的觀點開始，這個是我從他那裏學到的另外一點。我後來到耶魯大學讀書，批判精神自然更清楚地影響了我的思想方法，成爲我處理學術研究入手的第一要義。就是在今天，我對我的學生也是懷抱這樣的態度。在耶魯教我西方思想史的教授鮑瑪(Franklin L. Baumer) 就是以研究近代歐洲的懷疑論起家的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Skepticism) ，我當然受到了他很大的影響。
毫無疑問的，在爲人的道德行爲上面，父親對我的影響是不可數計的。
父親是一個不斷認真向上的學生，更寫得一手好字。初中時他因爲身體不好，留在霧峰養病自修。當時林獻堂先生常常會叫他去幫忙整理文件或寫海報（當時正好林先生父子在推動鄉里社會建設的 “一新會” 活動，所以舉行聚會時，常常需要張貼海報），後來更資助他到日本去讀完中學。他在日本半工半讀，讀書勤奮，閱讀廣汎，更對現代世界價值全力追求。這些都令我感到非常的感動。當時日本神學校的教師們包括了美國的傳教士。他們的神學素養如上所説，充分反映了19世紀的進步理念和理性的堅持。他的美國老師當中包括了一個August K. Reischauer。這個人就是有名的日本史大師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他曾由甘迺迪總統委任駐日大使）的父親。可見家父當時受到的是多麽出色的教育。賴世和當時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家父曾經在他囘日本探望父母時見到過他。1972年，賴教授應邀到耶魯大學演講，我當然去聽，並告訴他説家父是他父親的學生，他簡直不能相信他會在這麽遠的地方遇到一個從台灣去日本讀書的他父親的學生的兒子。順便在這裏提到賴世和的弟弟原來也是準備要讀東亞歷史，但是不幸在八一三事件時（1937）在上海遇難。
父親在1942年讀完神學回台灣工作，從此開始了他一生受病魔折磨，而不能不抱病辛苦工作的後半生。這些事情都在他的自傳中有詳細的交代。
1978年他離開了人世，回去跟上帝同住。今年是他去世的47周年，我已經比他在世的時間多虛度了15年，從五年前以來，我已經有三位中學同學住院開刀，不免就驚醒應該更珍惜我們的生命。三位都是醫生，更是讓我深刻覺得我們所追求的種種到頭來也不過爾爾。父親的生命當然也只是這爾爾中極爲渺小、不爲人知的瞬間漣漪，但是對我和我們兄弟姐妹來説，它卻充滿了無盡可貴的意義。所以趕快把這篇紀念他的文章寫完，希望它對一切讀到它的人有一點點的用處，讓在天上的父親得到一種生前未必有的安慰。
（這篇文章寫成於2020年的父親節，2023年修訂補充，2025年再一次修訂年再一次修訂並添加部分新内容。）